欢迎您来到法治在线 联系电话:010-52323421
首页 > 调查 > 正文

发展经济,不能陷入这三个误区
发布时间:2016-07-17 15:20:42   来源:   点击:

        近日,林毅夫在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上发表了演讲,以下为演讲节选。

          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,从各方面理由来看是合理的,因为我们有相关的条件。但真正要落实,还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,因为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。

         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?

          比如说雾霾,确实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,但是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雾霾很严重,就认为这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,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。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,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,提高增长质量,那是好的。但是不是这样呢?雾霾确实需要解决,但它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?

          还是拿印度来对比。1979年时,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,印度是227美元,比我们高出15%;但2014年,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7572美元,印度只有1626美元,还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。这就代表在过去的36年中,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。

          我们现在关心雾霾问题,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,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。所以这样一对比,马上就能发现,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,我们的雾霾就会好。

          雾霾确实严重,我也不喜欢,但仔细分析一下,雾霾是怎么造成的?我想有三点原因。

          第一个原因,跟发展阶段有关。因为像我们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,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。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,排放密度也高,这时的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农业社会,还是相对于高收入、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社会而言,环境问题都要更严重。中国是这样,老工业化国家,比如英国、德国、美国,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,这是共同的问题,除非不经过制造业阶段。

          第二个原因,与能源结构有关。我们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,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比起来,污染更大。

          第三个原因,跟环境执法有关。

          当然要想解决的话,这个问题也会缓解。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,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。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,雾霾就会好一点呢?如果像APEC期间那样让工厂停产,一段时间还可以,但如果一直关闭的话,经济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,那大家也不能接受。

          所以,如果放缓经济增长速度,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,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也更晚。那么,实际上环境污染、人民受影响的时间就越长。十几年的高速发展,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;如果到欧洲去就会发现,他们快速发展阶段也就是3%的增长,环境恶化却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。

          所以我认为,用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解决雾霾的方法,虽然初衷非常好,但并未针对问题本质,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环境恶化。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  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?

         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,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都是投资造成的,所以应该降低投资,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。

          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。因为我们现在的过剩产能在钢筋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等方面,这些都是建材,都不能直接消耗掉。如果降低投资,对这些建材的需求会随之减少,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的局面。所以并不是增加消费、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。

          比如,现在的钢材水泥已经很多了,再去投资这些产业,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,这个说法我同意。但如果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,比如产业升级的部分、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、环境改善的部分、城市化的部分等等,那些方面的产能并没有饱和,投资就不会导致产能过剩,反而是在补短板。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。

         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不需要投资,而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乱投。主张“投资”当然是指有效投资,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、让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。如果能够有效投资,就业和收入就都能够增长。这种情况下,投资会拉动消费,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。

          经济下行,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?

         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: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,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,不该降息或降准,因为这可能会增加信贷风险,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。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。

         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,我很尊敬他们,他们做宏观分析,发现2008年到2012年间,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,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低,所以认为应该支持企业投资,政府不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。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。

          第一,要问问,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?如果企业做了,政府就不会做,正是因为企业不愿意做,政府才做。

          第二,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周期,因为这可能比较长,甚至是三四年。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较短,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有回报的,然而回归分析都把这些加在一起。并且,很多基础设施投资都有外部性,比如把路修好了,对民营经济就有很多外部性影响和回报——汽车轮胎的损耗减少,成本降低,排队和交通的拥挤减轻,这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。但一般的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。

          第三,即使把这些都算进去,到最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,那这些基础设施还要不要做?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,让企业来做,可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,大部分基础设施的长期回报都比较低,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。比如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,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,让企业来做就好,政府不要做。导致的结果是到2000年左右发现,在过去30年里,只有一项基础设施上民营经济非常积极,就是移动通信。除此之外的基础设施,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。

          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,会发现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瓶颈,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,经济发展就不好。所以,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,即使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必须由政府来做,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,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(因为这时民间投资不足),还是等经济已经非常热了再去做。如果在经济很正常、很热的时候,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、经济过热。所以当经济下滑、各种建材成本较低、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,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最好的。

          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,我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,但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。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里,讨论说在经济下滑时,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。我很高兴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共识。

         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,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,相信在2015年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,完全是有可能的,也是合理和必要的,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.0%之右,而不是7.0%之左。

       

上一篇:“猪笼浸塘”的背后:合理?合法?
下一篇:亚投行不再是中国的自娱自乐

分享到:
123